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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明朝的灭亡3(第3页)

因为归根到底,京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们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良田美宅带不走,而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他们跳槽到新公司,总比南迁之路颠沛流离来得轻松。

另外,大臣们对崇祯也有些恐惧。崇祯皇帝在位17年,虽然忙里忙外,但这个皇帝就像有偏执型人格障碍,不轻易相信别人,喜欢杀大臣。

对这样一个皇帝,众臣很难跟他一条心。

历史学者魏斐德对此认为,崇祯在亡国前最终决定放弃迁都,他的优柔寡断,使得清朝得以在击败李自成后,入关继承了明朝完整的中央机构,几乎接管了明朝京城的全部汉族高官,并依靠这套系统,进一步统一了南方。

而这次迁都计划的失败和崇祯的死亡,也削弱了南方明朝皇室宗亲的凝聚力。

后来,建立于南方的南明政权,包括由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以及后来福建的隆武、广东的永历等小朝廷,由于缺乏天下共主的地位,派系倾轧,内耗严重,最终抗清失败。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进入崇祯十六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1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02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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