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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明朝的灭亡1（第2页）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十一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方雨”，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月不雨”，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九月不雨，至十三年七月”，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江苏睢宁“黄河水涸”；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浙江桐乡“河流尽竭”；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至崇祯十四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明末所出现的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瘟疫，是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抵挡的天谴。图源：影视剧照

在崇祯时期连年的大干旱和蝗灾影响下，明朝灭亡前五年，“崇祯庚辰秋，山东、河南、山西、畿南人食木皮，至冬人相食。辛巳江南北皆竞弃子女、售器具，流殍塞路。少妇不值千钱”——在这种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地区甚至京城北京南面到处“人相食”、流民死尸“塞路”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把死尸从坟墓里扒出来吃掉的残酷现象，例如1640年在山西永济县，“四门外掘深坑以瘗死者，人就坑剐食其肉。”在江苏丹徒，“三吴皆饥，树皮食尽，至发瘗胔以食”。

山西稷山县志记载，“十一年至十三年频旱，野无青草，斗米前文，男女鬻者成市，草根树皮采食殆尽，甚至人相食。有幼孺独行被人攫食者，有殡未旋踵剖冢盗食者，有同食共寝暮夜剐食者，有子死而父母食之者，父母死而子食之者，种种惨凄不胜枚举。”

在这种干旱、蝗灾和，人民死亡高发影响下，瘟疫也随之而来。

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发生了两次大瘟疫，分别在1586—1590年和1640—1644年，而与明代末期持续干旱同步的第二次大瘟疫，程度尤其严重。在这些瘟疫中，鼠疫的危害程度非常大。明清之际华北三省的死亡人口中，至少有500万以上的人口死于鼠疫。

检阅史书可以看到，崇祯十四年，当时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竟然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暴发——当时，整个北方“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就在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到了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

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由于明朝财政艰难、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斗志全无。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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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实际上，灭亡明朝的最大因素，除了内在因素外，其外在的或者说快变量，毫无疑问是来自残酷的连续大规模、长时间的干旱、蝗灾、饥荒和瘟疫等自然灾害。

根据气候统计分析，明朝末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的寒冷期，冬季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c左右，当时，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时期以来的最低点。

小冰期开始于13世纪，之后经历了相对温暖期，在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达到鼎盛。

在国内，通常将15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气候寒冷期作为小冰期，由于这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称为“明清小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