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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7章（第1页）

“然而，”闻哲说，“故事并未就此结束。”

屠休瞳孔微缩，立刻想到唯一的可能，问：“没抓到犯人？”

闻哲颔首：“我想要明确的结果。无关法律或正义。我想要一个能呈现出所有真相的结果。”

因为他就是这种人。

“甚至包括那些残酷的细枝末节。”

他还想复仇。

“仇恨是一种极为深刻的东西，始终能临驾于一切情感之上。”

于是，他收集了所有的资料，经常回到劫案发生地点反复调查，逐一拜访了当时在场的人。

“无论是恰好路过的人，后续跟进报道的记者、急救人员、医生以及所有的警察和相关人员，却发现他们的证词里都有一种诡异的‘统一口径’。”

虽然那里有监控，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因为那是轻罪，而不是重罪。”闻哲说，“可我当时还过于单纯，根本不知道二者的区别，更自己渴求答案有什么错。因为我只是想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那样，而不是将它当成一桩再普通不过的游客劫案，直到它逐渐演变成了种族仇恨案件并被彻底压了下去。”

所有目击者都看到了一个肤色偏深的犯人，并且警察也将犯人认定为非裔。

“受害者却是一个有着典型亚裔外表的女人。是大环境下排斥的族裔。碰巧路过的人能帮忙叫救护车和警察已经是最大的仁慈。”

屠休恍然大悟：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迟来的反抗期，而是小概率事件的降临让闻哲体会到了普通人面对社会时的无力感，而任何小概率犯罪案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不再是能一语带过的小概率事件，而是100概率带来毁灭性结果的灾难。

从那一刻起，少年必须立刻褪尽最后一点迷茫与青涩，迅速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成年人，否则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可能。

“因为她的亚裔外表，确切的说是东亚外表；因为她很瘦，看起来没有反抗能力；因为她随身带着百元面值的现金，肯定是有钱人；因为有钱的东亚人不可能会在乎那几百的小钱，施舍给穷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她没有立刻交出手里的那500现金和手机，还妄图反抗；因为犯人比她肤色更深，而她只是一个碰巧走进治安混乱街区的无知游客……有无数个的理由能排在惩治犯罪之前，排在种族舆论之下，让真相变得无关紧要。

“毕竟是在极端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这种情况就是会被警察擅自判断为‘毫无线索’且无法侦破案件。即便碰巧抓获了罪犯，也会因为损失金额较小，而被限制在轻罪范围内，随后就会被检察官将其归类于‘为了节省法律资源，必须简化审判流程，而不予起诉的轻罪’的范畴……所以调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而犯人自然也能站在行凶后不见踪影。”

闻哲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集中所有的精力，用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去自行调查。可我并不熟悉当地的法律程序，自然到处碰壁。”

他只得去读法律。

“可惜学法律对于调查犯人或真相其实并无帮助，只能让我明白了这里自有其一套怪诞的、我即便能了解，依旧无法理解的运行逻辑。”

直到他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时间，去联络“华尔街的朋友”，进行能创造金钱收益的有效社交。

“直到我亲眼见到了其运行模式，我终于明白了一切真相的根源并不在法律，也并非是意外或概率，而是通过法律手段打造出的一套已经践行了上百年的政治模式，或者说是一种专属于北美的可笑政治游戏。”

随后，他又明白了那些可笑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什么货色，自然也明白了他父母认知中的北美其实还停留在二十年以前，其实那早已经是可笑的幻想了。

“从排华法案到狭隘的小民思维，极力避开政治活动的生活习惯，向来只知晓专注于学习、工作以及私生活的华裔群体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北美的政治游戏之外，自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游戏规则来保护他们自己。”

是一种从开始就错判的，极其愚蠢的选择。

“而我也是同样的愚蠢——恰如我当初为了逃避父亲才选择到这里，却不知道父母梦想中的所谓自由大陆其实早已经因为无处不在的政治游戏变成可以放任任何犯罪的疯狂之地。”

可是，那些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却还对此深信不疑。

“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被那些流于表面的话术和高谈阔论堆砌出来的东西所欺骗，变成了对虚构出来的自由信仰深信不疑的空想者。”

闻哲说到这里，突然看向了屠休。

“很可笑，不是吗？”他问。

他不需要回答，而是在自问自答。

“因为只有虚假的自由才需要挂在嘴边，不断朝四周大声疾呼，逼迫旁人与其一同高谈阔论，以彰显其存在；

“因为只有拥有公认的长期被殖民史的非裔最适合被推到台前来，作为挑唆矛盾以及转移注意的牺牲品，而那些藏在幕后操控的人，却在事不关己的欣赏这场大戏；

“因为黄种人早已经被彻底边缘化，自然注定了他们就是一切游戏里的最底层，是随时可以拿出来消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