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郎足下:
“且等一等,我知见了这个书信抬头,你定要先笑的。实不怪我。前面讲到‘故乡时间留恋症’,说吕渭陷此深矣,其实我也一样。实在地说,我活了一千两百多年,见过历朝历代,其间文字的更迭与文学的变迁也算逐一览过,但说到底,最让我安妥心向往之的,还要数这李唐。大抵人性的怀旧都是相同,虽成了‘视肉’,也不能免的。
“假若你真是唐人,在这信的开头,我定要称你一声江十二,或者二十六,那时我们亲信之间都是这样。可惜我不知道你族中的排行,也恐这样的词句太多了你要厌烦,所以只能将将折合以这样的文路,但愿你能习惯。
“贞元三年(787),为我平生之最坎坷最颠簸。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李鹔受宰相杜参牵累,被贬滁州刺史,在京多少经营,一夕化作灰砾。如你所知,我与窦家幼女素有婚约,甚至在事发之前,两家已经通了婚聘。然李氏既已落魄,便无连带他人受苦受累的道理,顾及窦家颜面以及日后的仕途发展,我们还是将这门亲事废弃。
“那一年,我拾掇好一应出京物事,随同父母家眷离开长安,真真觉得天日无光。在此之前,我近乎集齐了一人之少年时所能穷尽的风光意气:祖辈显达,家蒙厚荫,一个陇西李氏,足够我吃上半辈子奉承;能吟诗的数我最富裕,能豪掷的又数我最能属文,国子监去得,平康坊也去得,能拜孔丘,也能出入花柳;风华正茂许了亲,妻子是锦上花,妻家更是树中冠。那时的我心事只是拏云,万千瞩目中成长,当真认为会作一个好家主、好臣子、好女婿、好夫君。
“颠覆只在旦夕。树倒猢狲散,大厦崩塌潦倒之际,为免拖累,全无一人为我李氏争声,私下也无分毫探望,更莫说雪中送炭。汉代有诗两句可解我当时心情: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我后来心境之翻覆,全决于此二年际遇。不信人,也不信己,只是放任自由,随他来去。命且戏弄我,我且漠然相待;没有所求,也便没有所害。我是这样想的。”
到这里,李蓬蒿讲完了他有生以来最大最剧烈的一次心性转折。就像前文叙述的那样,他在二十岁时得了一切也失了一切,一夜间从云端跌入泥潭,从众星捧月变成万人踩踏,性情的翻转可见一斑。
所以,说他见到窦尧心绪平淡、全无计较,说他提及往事慨然以对、一笑置之,这都是真。但随着这份真而来的,便是深入骨髓的漠然、冷淡、寡情、疏离、凉薄、明哲保身、见风使舵、作壁上观。他不再是从前那个拏云少年,可以说,他成了第二个窦尧。
这样子该作什么评价?对于官场仕进来说,这究竟不算坏事,也因此后面李蓬蒿凭着这种心境入仕,能一步步加官进爵、名列公卿。可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士大夫“三不朽”而言,答案便含糊了。
一句话,要做官,李蓬蒿已经娴熟;要做圣人,他便仍在襁褓。
做官还是做圣人,常人择其一端,便可自洽到底。但李蓬蒿矛盾就矛盾在,二十岁之后,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禄蠹”,可二十岁之前的他还没有死——那个意气风发的、师从公孙大猷的、在国子监树下读《大人先生传》的、给鱼绾儿配香方、跟窦阿房比剑术的李蓬蒿还没有死。不死,就时时要与后来的那个“禄蠹”厮打、纠缠、谩骂,一头揪压着一头,谁也不服谁,终归要出问题。
问题很快就来了。前面所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在这里成了炮引。
“如此心境,说是超然,但近乎使我变作一具走肉了。贞元十二年,我进士及不知为何物,忝列朝堂不知自己之所以在,只惚惚恍恍,过得一日是一日。这样的茍安行事,不多时便化作倒刺,来向我报复了。
“永贞年,如江郎在那史笔中所见,出了王叔文党欲起革新的一起事件。他们要颠覆宦权,伙同的人中,就有刘禹锡,和一个柳宗元。此二人是我同僚,贞元年间我们同在御史台供职,是为监察御史,一起的还有昌黎先生韩愈。
“他们推行的这项新政,说实在言,条条切切都在这危国的病根上,无数亲眼见而不忍见大唐一路萧索颓败、帝国分崩百姓流离的士大夫,见了他们的所倡,都将欲做,也都将应做。可不是么,江郎,我读了那么些年经书,一路投身仕途经济而来,这不也是我欲求的么。
“我理当与他们站在一处。可是没有。江郎,我早不是从前那个李蓬蒿了。永贞年,我已觉自身是走肉。贞元三年云泥之跌,过后我只求自保,什么知己情谊、理想志气,我都不顾了,顾不上了。只一桩,护己周全,护李氏周全。
“这大抵便是挨伤过后的遗留罢。我到底是将从前的李蓬蒿杀死了。
“革新欲起,首要矛头便须对准宦官。阉人掌权,是自安史之乱来就有之事。代宗时有了整顿,光景稍好;比及德宗,神策军军权旁落,内侍一时成作朝堂内外最大的武将,此一凶祲,便一去不能回头了。
“我恐与刘禹锡柳宗元站在一处,不单为个身心麻木,还另有一份怯懦。与俱文珍反目,我实在惶恐。那是顺宗朝最大的权宦,与他交手,须要有交付全副身家的准备。我实没有。贞元三年的悲剧,我不忍再看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