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建虏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辽东汉人工匠。
但辽东比起江南来各方面水平毕竟要落后许多,工匠技艺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大明的机器运转一到上了轨道,武器质量这块对建夷形成碾压性的优势是不成问题的。
新政落实推广后,向北方运送更多的物资,包括粮食、武器等等的紧性也增加了。
钱谦益想到了海运问题。
如果能振兴海运,甚至逐步用海运代替河运,那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钱谦益自己心血来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应该用海运代替漕河运输。
这其中以弘治时期担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观点最为鲜明。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论述了海运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更节省运输经费。
丘浚说,河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运比起河运来至少节约运费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运,南北货物的来往运输,就可以不再受制于运河拥挤堵塞,南北货物更加畅通无阻,必然让国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话是:“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
针对质疑海运者渲染的海上风波险恶,容易飘溺失事,造成更大损失。
丘浚用元史中记载的历年海运数据统计论证,海运造成的货物和粮食的损失其实要小于河运的损失。认为海运就会损失更大,只是想当然而已。
更何况海运带来的好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运输更畅通,还能通过海运能培养出大量熟练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让国家拥有一支现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运的士卒转换成海上作战的军队,也很容易。
丘浚将海运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说“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
钱谦益对丘浚的这些议论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关于振兴海运的议论附在奏疏里上报朝廷,请求朝廷批准,准许江南从少至多,逐步用海运代替部分漕运。
甚至一些运送往东江镇诸岛,运送往鲜国的物资和军器,可以不再先由河运至北方,再转海运。
而是直接从太仓出发,走海路往北运往东江,这样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对东江镇的支援会更加迅速得力。
等到海运规模扩大到足以取代原先所有河运之时,朝廷也就拥有了一直现成的强大海上力量,拥有了规模可观的航海人才。
以后不仅是南直隶的物资可以通过海运向北向南输送。
包括福建、广东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也都可以直接发船从海路运往北方。
等朝廷海运力量足够壮大,在海上就不必完全依赖于郑芝龙的势力,?对郑芝龙也可以更有效的控驭。
而海运规模不断扩大,以后若是大明内地人口过密,也可设法从海上搬运至海外各地。
钱谦益特别说道,他看李之藻和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海外实有大量旷地,尽可安居,如吕宋、马大音、亚来沙、实利百松等大岛固然是如此,更不必说还有南北亚墨利加这等土地肥沃,地广人稀之所。
若是大明发生灾荒,流寇作乱,朝廷有好生之德,尽数诛灭,未免不仁,放而不杀,则这些人已经抢掠成习,乱性已成,又难以安居,反成百姓之累。
若是招安之后,再将此辈放逐至海外旷地,既可保全其生路,又可断绝乱源,还可散播华夏苗裔于海外,别开天地,岂非一举多得。
崇祯朱由检接到钱谦益的报告后,大为激赏。
有些意见看来不必自己这个穿越者多说,这个时代的明人便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了。
思路客
对这样的主张,不必多说,自然要全力支持。
于是他当即批示钱谦益的意见甚为合理,南方以海运逐步代替漕运之事,就有钱谦益主管。
恰好汪汝淳本身也是在海上经商多年,对海运有经验,就任命汪汝淳为此事提督。
至于原先负责漕运的士兵和税收,自然也不宜让他们失业。
好在河运和海运都和船有关,这些人稍加训练,也能用在海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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