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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怎么考虑，人家在住院治病，我们这边就把人家免了？”

王家栋说。

彭长宜一听他们在谈人事问题，就站起身分别给部长和朱国庆的杯里加满水后就悄悄的走了出来。

从部长办公室出来，彭长宜就在想，北城区办事处历来是亢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来是亢州的脸面，全国20多家中省地直企业驻扎在这里，也是市委市政府机关所在地，主任病危，政府权力空缺，书记党政工作一肩挑，跳独脚舞，这种局面估计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那么，由此会不会引发下一轮的干部调整工作？北城党政班子的人选向来是历届市委都非常重视的，也是亢州的风向标，人们往往能从北城班子的构成看到亢州市级权力结构的缩影。

樊文良即便是再不揽权，对北城班子成员的搭配也是要拥有绝对裁决权的。

彭长宜刚出部长办公室，就看见了一个人影闪进了旁边小楼道最里面的市委办主任范卫东的办公室。

彭长宜从背影中认出，那是北城区副书记任小亮，是亢州“木头人”的代表。

“木头人”，是亢州对那些从东北林区来的人的统称。

改革开放初期，亢州和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对木材和钢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而那时国家还未全面放开对木材和钢材统购的限制，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如果仅凭国家调拨的木材和钢材远远满足不了各地的需求，这样，各地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搞到木材和钢材。

那时，亢州县物资局和亢州县乡镇企业局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关系、跑指标，无论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只要跑来物质就的领导眼里的能人和红人。于是，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市场现象——官倒！

一些党政干部甚至部门机关，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职权专事倒卖钢材、木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销物资，人们管这些人称之为“官倒”。

随着林区的木材紧俏，一些地方就加大了公关的力度。林区许多权力部门也抬高价码，就将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的户口搭车弄到关内各个城市，有的举家离开寒冷的东北。

这些人大量涌入内地，由于北京户口管制严格，他们大部分都留在了北京周边地方，也有一部分人随木头南下，到达了内陆和沿海一带的城市。

亢州管这部分人叫“木头人”。

除去中省地直单位职工的户口外，在亢州的外来人口中占主要比重的就是这些“木头人。”

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家庭背景，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很大的活动能量，几乎渗透在亢州各个领导岗位。

有的原来在林区可能就是普通工人，但是到了亢州后，身份就有可能转为国家干部或者是科级干部。这也是后来导致王家栋落马的一个主要问题。

据说任小亮只是林区某个林场的办公室一名普通文秘人员，到了亢州后，一跃成为副科级干部。直接进入亢州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两年后，被范卫东力荐到到北城任党委副书记。那年他才35岁。

在亢州权力的金字塔中，书记市长自然不必说，那是塔中的顶尖人物，比他们稍逊一些的就是那些盘踞多年的老政客们了。除去书记市长，能够与王家栋过手的恐怕只有范卫东了。

在亢州的权力场中，无论是过去十年派系斗争期间还是最近亢州的权力更替过程中，王家栋和范卫东始终不睦。

凡是王家栋拥护的，范卫东无论对错一定要反对；凡是王家栋反对的范卫东一定要拥护。反之王家栋对范卫东也是如此。

两人从来都不避嫌，明里暗里地较量。有的时候闹大了，樊文良出来就说上几句话，事态很快就平息了。

上任县长就曾建议过把他们分开，推荐其中一个出去任任个副处级，但是樊文良始终没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最近两三年，范卫东一个显著的弱势就是年岁大了，身体不好，不再像过去那么好斗，一般在亢州的权力分割中，他是占不了上风的。所以，任小亮也只能按规则出去任实职，绝无破格或者重用之说。

自从当上副书记后，任小亮就暗中向更加强势的王家栋靠拢，他主管的党建工作做的很出色，跟组织部的关系也逐渐密切起来，好几次组织部的活动都是由北城区承办的。

另外，任小亮也巧妙的暗中帮助王圆的经贸公司做成了几笔木材生意。

这事别人或许不知，但是彭长宜却知道。有一次彭长宜听见王家栋打电话，斥责对方说道：

“你不愿意上班愿意做生意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但是你不许把手伸到我这里来，不许动用我的关系，别以为你们做的事我不知道，那几单木材是怎么回事？你也不想想，别人帮助你，能不让我知道吗？即便不直接告诉我，总会有些暗示让我明白的。”